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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世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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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毛主席在巡检司是四天而非一天(修改稿)  

2017-02-05 10:39: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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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张俊谊先生商榷

《今日子洲》刊发我撰写的“毛泽东在巡检司居住时间考辩”一文后,张俊谊先生写了一篇“关于毛主席转战陕北在巡检司居住时间的考辩”(在《今日子洲》刊登后,又刊登在2015年第四期《榆林地方志》上,以下简称《居住时间考辩》)谈了他的观点,我觉得有许多问题不得不再与张俊谊先生继续商榷了。

《居住时间考辩》一文中说,毛泽东转战陕北在巡检司只住过一天,理由有四。其一是“《毛主席转战陕北》《子洲县志》《横山县志》《中共榆林党史资料选编——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都记载为一天,并且《中共榆林党史资料选编——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问世于2014年,也就是说,这是地方志工作者的最新成果。地方史、志是正史的补充,地方史的记载往往接近于真实。”

张先生所言的四本书,都记载毛主席在巡检司是一天,这是事实。但正如张先生所言“地方史的记载往往接近于真实。”也就是说,往往不接近于真实。咱就以张先生亲自参与和主编的《毛主席转战陕北》、《子洲县志》记载毛主席转战陕北为例。1980年出版的《毛主席转战陕北》记载,“1947年3月28日下午,敌人已经在枣林沟南面20里的九里山筑工事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坐汽车,率领三支队和九团离开枣林沟向北行进。”(76页)“3月29日凌晨,到了子洲县南川的邱家坪。毛主席和任弼时都住在山坡上一个有围墙的窑洞里。”(79页)1993年出版的《子洲县志》记载:“8月8日,......当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机关由横山县肖崖村到达本县巡检司。”(21页)。不要说《毛泽东年谱》如何记载,就这一次《中共榆林党史资料选编——中共中央转战陕北》不是也改为“3月29日—31日清涧县枣林则沟 行程139里。29日凌晨到,31日中午离开。...3月31日—4月2日子洲县邱家坪 行程40里。31日夜到,4月2日凌晨离开。”(20、21页)“8月7日—8月8日子洲县巡检司 行程50里。7日夜到,8日下午离开。”(23页)。与原来全部不一样了吗?

要说最新成果,我们也可以看看由陕西省众多党史专家于2012年12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史纲》(此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是怎样记载毛主席转战陕北的:“8月1日,在离开停留了10多天的小河村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沿大理河川道东进,急行军到青阳岔。这是中央机关在4月12日离开青阳岔后第二次来到这个小村镇。次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向东转移,先后在横山县火石山、肖崖则村宿营。路经石湾镇时,毛泽东还接见了部分县区干部和武装民兵。在子洲县的巡检司,毛泽东一行停留了四天。8日晚毛泽东率九支队东进至绥德县李家崖。”也可以看看,2015年6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决胜启示录》,是这样记载的:“8月3日夜,毛泽东抵横山县肖崖则村,4日至子洲县巡检司。...”

《居住时间考辩》的理由二是“了解真实的村民,清楚的记忆,居住一天。毛泽东的邻居傅道元生前回忆居住了一天。健在的傅哲元(是傅道元的堂弟,周恩来、任弼时居住他家),在2013年回忆,居住一天。横山县宣传部的黄生辰(后来到陕西省电视台工作)对毛泽东在肖崖则的事迹也做了细致的调查,他根据群众回忆,住了四天。2014年春,我到肖崖则采风,遇到一个农民(他曾当过村负责人),他仍回忆毛泽东在肖崖则居住了四天。肖崖则住四天,巡检司只能住一天。”

一个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再加上当时战争的岁月和相隔几十年的时间,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咱们就以张先生采访傅哲元的记载为例吧。2013年9月26日下午,张先生等人采访了子洲县巡检司傅哲元。2013年11月5日,张先生在《子洲县地情网》上的文章是这样写的:“问:毛主席什么时候到的巡检司?答:部队下午四点左右就来了,毛主席大约在晚上8点到的。毛主席住在傅道元家,任弼时、汪东兴住在我家。他住下后周围到处是岗哨。问:你见过毛主席没有?答:毛主席上过一次厕所,我看见了,他个子很大。问:当时,你认出来了没有?答:没有。问:毛主席和后来的照片一样不一样?答:不一样,很瘦。我知道任弼时和汪东兴,任弼时戴着眼镜。问:你怎么知道任弼时的?答:江青抱来一颗西瓜,喊任弼时和汪东兴,所以我知道了。任弼时还拿个打火机,我没见过这玩意,任弼时告诉我,这是打火机。问:毛主席到的时候天气怎样?下雨没下雨?小理河有没有山水?答:那天天阴。小理河没有山水。问:毛主席在巡检司住了几天?答:一天。问:什么时候离开的?答:第二天下午离开的,就和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毛主席骑的是一匹小白马,在走下坡后才骑乘的。走后,下来几百部队。”了解毛主席转战陕北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怎么可能呢?因为枣林沟会议之后,为了安全起见,中央机关人员编成四个大队,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番号为三支队,任弼时为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相互之间用代号,战士称首长,一直到8月19日在佳县梁家岔,毛泽东才首次使用毛泽东的真名,(见《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日日夜夜》等回忆录)傅哲元当时是一孩子,怎么能认识江青的呢?江青怎么会直呼任弼时其名呢?他回忆的为什么与众多记载此天是下雨天而不同呢?另外,在《寻访毛泽东转战陕北路》书中,傅哲元说周恩来从东向西时与毛主席相会时,路过巡检司时曾同他说过话,“是阴历6月的事”。其实,周恩来路过巡检司,是阳历4月初的事。不是都错了吗?所以说,回忆是靠不住的。

《居住时间考辩》中的理由三是“从当时中央的电报里可以判断。据《任弼时年谱》记载:8月6日,任弼时、周恩来致电贺龙、习仲勋:中央机关部队800余人,7日将从麒麟镇出发,拟以三天行程赶过无定河,即在庙岔以北或附近停留几天,再转至石嘴宽地区,请派人到庙至庙岔以北地区,准备3天到5天的粮秣。7日将从麒麟镇出发。麒麟镇就在肖崖则东5里处。中央机关800人居住在麒麟镇附近,麒麟镇,即今魏家楼乡的麒麟沟。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6日中央机关还在肖崖则,不在巡检司。7日将从麒麟镇出发。也就是说,他们尚在麒麟沟附近(即肖崖则),7日,将出发,也就是7日出发,肖崖则距离巡检司只有五十多里,因此,一日可以抵达。”“只要把这条解释清楚了,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任弼时年谱》中是有这么一条电报。我想,这可能就是坚持毛主席在巡检司一天的唯一证据吧。因此,我想对这一点多说几句,并在叙述我的意见之前,首先纠正张先生理由之三中的两个错误,一是肖崖则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距麒麟沟是10里,而不是5里;二是肖崖则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距巡检司最少也是60里而不是50里。2016年2月18日,也就是正月十一,我在子洲政协办公室的帮助下,重走了这一段路程,从麒麟沟旧址到肖崖则毛主席居住的路口,汽车打表是3.1公里,从肖崖则毛主席居住的路口到魏家楼,汽车打表是1.1公里,再分别加上路口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麒麟沟到肖崖则少说超出了4公里,肖崖则到魏家楼应该是2公里,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路程比现在要弯曲了许多,也就是远了许多,因此,老年人讲的肖崖则到麒麟沟原来是10里地,肖崖则到魏家楼原来是5里地是正确的。而从巡检司毛主席居住的路口到肖崖则毛主席居住的路口,汽车打表是30.9公里,同样的道理,巡检司到肖崖则是不能少于60里的。

张先生在文章中论述了电文的前半部,说7日从麒麟沟出发,如果按照张先生的推理,电文中还有:“拟以三天行程赶过无定河,即在庙岔以北或附近停留几天,再转至石嘴宽地区,请派人至庙岔以北地区,准备3天到5天的粮秣”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央机关应该在三天之后(也就是10日左右)到达“庙岔以北或附近”(即今绥德县义合镇附近—笔者注),而实际呢,毛泽东及中央机关10日在绥德的李家崖,11日至13日在绥德黄家沟,14日到了绥德延家岔,一直没有到“庙岔以北或附近”,这又说明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中央机关临时改变了行程,跟随毛泽东走了?也许可能,但按人之常情,约定之后,因情况变化而不去,也应给予通知吧,不然,贺龙、习仲勋派人送800余人3到5天的粮秣,总不能一直在“庙岔以北或附近”等待吧。可《任弼时年谱》对此再无任何记载,这又怎么解释呢?也许有人还会说,是不是口头通知了呢?我翻阅了《任弼时年谱》《周恩来年谱》《毛泽东年谱》《绥德县志》和《中国共产党绥德历史大事记》,目前都没有在李家崖或黄家沟接见贺龙、习仲勋当时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人员和绥德地委人员的任何记载,这一假设不就不成立了吗?这是其一。再者,周恩来和任弼时共同签发的电报,在双方的年谱中几乎都是同时记载,为什么这一篇又偏偏在《周恩来年谱》中没有呢?这是其二。也是一个疑点。还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已经知道,“麒麟沟在肖崖则东5(10)里处”,我们也知道,国民党政府军是从西向东追赶中央机关的。大家想一想,作为保护中央的部队,怎么能居住在不是面对敌人,即毛主席居住地方的肖崖则西边魏家楼一带准备阻击国民党军队,保卫中央机关?而居住在距毛主席等居住的肖崖则更远离敌人的东边5(10)里之外的麒麟沟(镇)呢?这合乎情理吗?要知道,当时是以步行为主的转战陕北,不是现在的机动时代。如果知道已经在火石沟的国民党政府军开始追赶,难道让已经在麒麟镇(沟)的部队掉头返回5(10)里来保护毛主席吗?有人说,当时周围村庄里都住着部队,麒麟沟也可能有。这是对地理不了解的发问。因为肖崖则到麒麟沟,中间还有两个村庄,如果肖崖和魏家楼住不下的话,也应该居住的靠近肖崖的周家坬等村,怎么能不就近而居,而要去十里外的麒麟沟呢?张俊谊先生曾推理说当时麒麟镇(沟)名大,故写成了麒麟镇(沟)。我们也应该知道,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向导,主要靠的军事地图和当地人,如果毛泽东等居住在肖崖则的话,据肖崖则西边不远的魏家楼,是马尾河与大理河二水相汇,也就是三川相聚的地方,更是军事地图必须清清楚楚记载的地方,就是任弼时发电报时问当地人,也应是写魏家楼的,怎么能舍近求远写成麒麟镇(沟)呢?因此我推理,如果这电报是真的,也只能是,8月4日下午,毛主席率中央机关及保卫部队从肖崖则附近出发后,天一直下雨,走了10来里路,到达麒麟镇后,由于道路泥泞,大部队不好行动,于是,毛主席率少部分先行到巡检司了,大部分留在了麒麟沟附近,5日依然下雨,6日解放榆林的战役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军已经顾不上追赶中央机关,这才中央机关可以从容不迫的慢慢的离开麒麟沟,向东进发。

《居住时间考辩》中的理由四是,“关于四天的说法,来源于何处?2012年4月,我采访过编写《毛泽东年谱》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审吴正裕先生,询问他们编写的根据,他告诉我,他们的根据是《汪东兴日记》和有关电报。再没有其他来源。”

这也是张先生有些武断。大家都知道吴正裕先生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曾担任《毛泽东年谱(1893—1949)》副主编,但同时也知道,他当时负责、参与修改的是毛泽东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部分,也就是第一集,并没有参与毛泽东1945年至1949年,也就是第三集的编写修改工作(1947年1月至12月是李兴仁起草,姚旭修改的)。即使吴正裕说的完全是事实,但1947年8月5日至7日,仅收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文就有7篇,自己没有到中央档案馆查看原件,怎么能知道《毛泽东年谱》的作者“根据《汪东兴日记》和有关电报”编写的中共中央机关在巡检司的时间就不对呢?

《居住时间考辩》中还说:“《汪东兴日记》出版于1993年,之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都采用《汪东兴日记》的说法。”

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毛泽东年谱》也是出版于1993年,只不过比《汪东兴日记》晚3个月吧了。但《汪东兴日记》只有“转战陕北”“访问苏联”“重上井冈山”三个部分,11万字;而同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则是毛泽东从出生到1949年的内容,分三集,有145万字,要比《汪东兴日记》多十几倍,从1985年就开始编写,由12位专家各司其职。初稿成功后,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淇等19个单位的35名专家审读,时间也要比《汪东兴日记》长的多,即使是同一时期编写的,又有什么证据说《毛泽东年谱》就是采用了《汪东兴日记》说法呢?就说转战陕北部分,汪东兴跟随周恩来到晋西北去的时候,来回大概有近10天不跟随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毛泽东年谱》中不也十分详细的进行了记载吗?

《居住时间考辩》中还说:“最原始的资料是《汪东兴日记》,其中记载:‘1947年8月4日,九支队一路行军,今天由肖崖子到达巡检司。1947年8月8日,九支队开始转移,由巡检司到达李家崖。’”

这里应该说明,《汪东兴日记》中的原文,在1947年8月4日中,还有一句话:“接到命令,在此休息三天。”这虽然只有10个字,但有与没有,意义就不尽相同。有,说明印象很深。也就说明,张先生文章后面的怀疑,是经不起推敲的。

《居住时间考辩》中还说:“而《考辩》一文,只作了情况说明,主要的根据是相信《汪东兴日记》的记载,相信《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的说法。”

 这大概是《居住时间考辩》的作者没有细看文章吧。我在《考辩》一文中,不仅引用了《汪东兴日记》《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的说法,而且引用了其他许多亲历者的回忆进行论证。不妨这里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再一次叙述如下:

众所周知,毛主席转战陕北,是在特殊的敌强我弱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面对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围攻,毛泽东主席于1947年3月18日撤离了延安。3月29日的枣林沟会议上,为增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提高广大军民必胜的信念。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与敌周旋,吸引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并采取“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为安全起见,中央机关人员编成四个大队,成立了直属队司令部,番号为三支队,任弼时为司令(代号史林)陆定一为政治委员(代号郑位)。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一直到8月19日,也就是140多天后在佳县梁家岔,毛泽东才首次使用毛泽东的真名,(见《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日日夜夜》等回忆录)这说明一百多天时间里,当时的总体形势并不乐观。

1947年4月中旬,为了以防万一,直属队司令部“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主席的警卫班接过来六七枝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枝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随时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的警卫任务。”(见邬吉成回忆录“转战陕北时难忘的几件事”)。

1947年7月29日,毛泽东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发出了一封特殊的三个A级的电报。在文中直言:“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以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直陈“困难”且加“甚为”二字,在毛泽东一生文稿中极其罕见。而这一次,不仅言陈“甚为困难”,而且晓以利害,道出如果不能以有效行动调出胡军一部,则陕北不存,胡宗南即出兵中原参战的预测。话说到这个份上,真可谓危难之至了(见“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致刘邓的一封“极秘密”电报”一文)。

8月1日,为确保安全,直属队司令部进行改组,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了九支队,周恩来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日,毛泽东及中央纵队离开小河村,踏上了一段艰险跋涉的历程。沿着大理河东进,向野战军主力靠近。(见“胡宗南进攻延安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两次遇险”一文)。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开始连续行军,从小河到青阳岔,再到火石山,再到肖崖,再到巡检司,丝毫不敢慢行。

最早倾向于一天的人说,他们是亲耳听当地老百姓说毛主席在肖崖住4天的。这也许是事实。但作为采访人员,我们更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转战陕北途中,准确的说从“枣林沟会议”之后,连毛泽东等都不用真名,相互称呼用代号,战士们称其为首长,一个乡村老百姓,作为旁观者,怎么就能一下认出来人是毛泽东,还知道他在这个地方住几天呢?如果走到那,当地百姓很快就能知道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来了,那又能谈何保密呢?

假若采访的回忆记录可以作为事实依据,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更早的回忆作为依据加以综合分析才更加合乎规律呢?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时间长了,出现偏差在所难免的。也可以说,距离事情发生的时间越近,记忆就越清楚,我们采访的可信度就越高。再者,作为旁观者,即使是就居住在附近,也永远不会有当事人清楚吧。

1956年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向全军和全国人民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活动,广泛征集反映我军在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英勇斗争的不朽业绩和珍贵资料,命名为《星火燎原》,从1958年到1963年陆续出版发行。在1982年再版的第八卷中,有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长林撰写的回忆文章“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可以说,这是目前见到的公开发表的转战陕北最早的回忆文章。阎长林在转战陕北十年后,对这一段经历是这样回忆的(见《星火燎原》第八卷298—300页):

“八月一日清晨,毛主席和首长们都起来了。老乡们知道我们要走,三三五五地起来送行,立时把院子挤得满满荡荡。大队已走远了,老乡们还围住首长不放。主席说:大家请回吧,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老乡们前簇后拥,把首长们送出村口。主席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头招手。
  队伍沿着大理河川,向东进发。河道时宽时窄,依山回转,一路上,来回老是过河。有的地方架个小桥,有的地方搁着几块石头,骑马倒显得累赘,主席索性下马步行。一路上跟我们说说笑笑,遇到河水浅的地方,主席就踏着河里放的石头,三脚两步地跳过去。有的地方水深,没放石头,也没架桥,主席连鞋袜也不脱,跟我们一起蹚水。大家走一路,唱了一路歌。 

陕北的八月天气,早晨还是清清凉凉,太阳一当顶,立刻像发了大火。人们的衣服汗湿得要流下水来,石头好像也烤得冒烟。渐渐的,歌声断了,大家热得只是张口喘气。主席是最能体察同志们情绪变化的,见大家沉默不语,便把头上戴的草帽取下来扇了扇说:“同志们很辛苦呵!”一句话把大家的兴致鼓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说:“这才走了几步,哪说的上辛苦!”“这比长征差远了!”“咱们苦啥,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敌人才苦呢,老叫咱们牵着鼻子走!”主席哈哈笑道:“说得对!敌人的命是苦哇,人地生疏,从南到北,又没有群众支持他们,拖也被我们拖垮了!我们吃点苦,可是换来了胜利。”
  傍黑到了清阳岔,这是个靠近沙漠的小镇子,4月间路过时,主席曾在镇公所住了几天,并且在这里发出了《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指示(即中央1947年4月9日的通知)。那时候,敌人刚侵占延安不久,气焰正盛。仅仅过去五个月,我们打了几次大胜仗,敌人就已经疲于奔命了。现在,战局正循着主席指示的方向发展。只是这次长途行军,中央机关后边背着五、六万敌军,这担子也够沉重啊!可是我们相信,只要把敌人调动过来,胜利终归会属于我们。

在清阳岔住了一夜,天明继续出发。行军头两天,虽说冒着盛暑骄阳,还算轻松。敌人走得紧,我们也走得紧,敌人走得慢,我们也走得慢,隔着一两天的路程,却又不让敌人脱钩。可是一到火石山,情况突然变了,敌人竟然不吃不喝,一路紧追。
  天气也似乎故意刁难,人停雨歇,我们一上路,雨又下起来了。由小崖子到巡检寺,雨一直不停,主席连衣服都湿了个透,浑身没点干爽的地方。黑灯瞎火,看不见路,号房子的人到前面去了,一时找不到住处。人们站在雨地里,互相招呼着。我们好容易在街上寺庙的对过找到一间小房子,请主席进去避雨。主席问:周副主席他们来了吗?我们忙派人去接。主席一直站在雨中等首长们到齐,都安排了住处才进屋子。
  因为连日冒雨行军,马搭子上又没有雨布,里面的被褥全湿了。虽然今天路上,饲养员老侯把自己的旧大衣盖在马搭子上,仍然挡不住雨淋。我们刚解开湿漉漉的被子,主席摆摆手,就把油灯拨亮,开始工作了。那一夜,我们点了一堆湿柴,烘烤衣服。主席屋里的灯光,也一直亮到天明。
  对我们来说,行军本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主席和首长们说来,情况就不是这样简单。主席不但要策划全国各战线的人民革命斗争,而且要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行军途上,哪怕是临时休息,报务人员也马上架起电台,让主席跟各地通报。一到宿营地,不等卸下马搭子,主席就开始办公,批阅电报,起草指示;端起饭碗,手里还离不开文件。其他首长也同样如此。不管炕沿,缸盖,碾盘,石头,随处一坐,就是办公桌。别人行军,他们也行军,别人休息,他们却不得休息。因此比平日驻留一个地方,更显得劳累、忙碌。
  越靠近绥德,行军速度越加快了。这几天,榆林前线不断传来胜利消息,西北野战军已扫清外围,消灭敌军五千多人。敌人急如星火赶往应援。因此我们必须赶在敌人前面抢过绥德,把敌人牵到我们指定的地区。主席尽管劳累,仍大踏步走在前边。

到李家崖,正是下午。主席和首长们又聚在一处开会了。吃过饭,我们劝主席进屋休息。”

在这篇转战陕北十年后的1957年的回忆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在肖崖则和巡检司居住几天,但我们可以通过回忆当时的情景想象,“一到火石山,情况突然变了,敌人竟然不吃不喝,一路紧追。”(当时“只相距20余公里”见《横山县志》大事记),这样的形势,有谁敢在离火石山50里的肖崖则就休息4天呢?而正是因为8月4日前往巡检司时“雨一直不停,主席连衣服都湿了个透,浑身没点干爽的地方。”也使敌人的大部队不得不暂时停止追击,这才有汪东兴在巡检司“接到命令,在此休息三天”的记录。紧接着,8月6日榆林战役打响,又吸引了国民党政府军北上。这不是完全合乎情理吗?

《居住时间考辩》中还多次提到地方志和地方志工作者,好像地方志工作者采访记录的就一定正确。我到是认为,作为一名地方志工作者,首先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采访的资料千姿百态,只有通过鉴别,才能取其真实,去掉虚伪。而对于出现的有疑问的历史问题,更应该开诚布公的说出自己的观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不能因为一些原因而固执己见,使读者更加迷惑不解,造成不必要的混乱。这才是最重要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机关在巡检司居住时间应该是四天,而不是一天。我们应该承认,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纂的《毛泽东年谱》等书籍的记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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